这些年来，“活在灵中，站住立场”几乎成了我们的口号。一九五七年，史百克（T. Austin-Sparks）弟兄第二次来台湾时，造成了难处。故此，“立场”在我们中间就非常确定，非常清楚。虽然如此，仍不可忘记要教导后来的少年人。
最近几年，从远东去到美国的青年人不清楚立场，特别是从台湾去的一些青年人，不太在意立场的事。这就看出台湾的弟兄在带领圣徒上有缺欠。按理说，圣徒无论是要移民国外，或者出国留学，分会所的负责弟兄都该知道。为此，弟兄们应当给他们一些出国前的交通。但按我的观察，在台湾的弟兄们似乎毫无作为，好像弟兄姊妹要出国，就任由他们去。这样的服事是有缺欠的。结果他们到了美国，遇到一班基督徒团体是专门拉华人的。这些人会说，“我们都一样是华人，都说华语，有相同的中国文化，你到这里来，我们可以一起聚会。”香港和台湾的弟兄们，都应当嘱咐那些要去美国的圣徒，让他们知道有一班人专门作这事。
所以我很郑重地说，远东的弟兄姊妹必须顾到从远东到美国的圣徒。对于每一位来美国的，无论是移民或是留学，你们都要多加关心，给他们真理上的看见，给他们特别的训练，告诉他们，那里有专门拉人的。盼望远东各地的弟兄们要了解并看重这事。现在这事实在作得松，有人被拉走了，你们还不理不睬的让他们去。这是非常不应该的。你们不应当漏掉人，反倒要慎重注意这事。
现在我们在美国，并没有特别花工夫照顾从远东来的弟兄姊妹，是因为环境不许可。我们只要稍微用一点时间或力量照顾远东来的弟兄姊妹，就会影响我们对美国弟兄姊妹的带领。以我个人从主所领受的负担来说，我必须用百分之百的时间、精神和力量，带领美国弟兄姊妺。
在美国基督教的历史里，从来没有一个中国去的传道人，把美国的工作作开。所有从中国去的传道人，都是作了所谓中国城（Chinatown）的华人工作。但历史告诉我们，中国城的华人工作毫无前途。因为老一代的华人不懂英文，而下一代的华人不仅懂英文，甚至美国化，变成美国人，离开了中国城。结果他们在中国城所作的工作，没有下一代。他们的工作完全作在空中，作一代就没有了。中国传道人因着没有路将工作作到美国人中间，只好作中国城里的华人。再者，因着从远东去美国的留学生越来越多，也给了这些传道人作工的机会。
目前，每一所州立大学里，起码都有约一两百位的中国留学生，有的甚至多到三、五百位。在这些留学生中，有一部分是得救的。他们原先或者在公会，或者在自由团体里聚会。他们到了美国，人地生疏，不论是风俗、人情、生活、习惯，都和美国人有一段距离；所以，自然愿意彼此来在一起，基督徒当然就找基督徒了。
这些基督徒里面是有一点真诚的热心，愿意成立所谓的基督徒团体，也愿意有人给他们讲一讲道。所以在美国，就有华人中间的基督教工作。一些比较年轻的中国传道人，约莫四十岁左右，就去美国应付了这个需要。他们去美国作工，其实就是作中国留学生的工作。然而，这种学生工作没有什么前途。因为留学生极不稳定，一毕业就走了。你想在一地建立起有根基的工作，根本是不可能的。虽然美国人表面上不排斥华人，但是一个聚会中若有十分之三的华人，美国人来一次，下次就不来了。他们会说，那是华人的聚会。所以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。
我蒙主怜悯，受主差遣去了美国，主给我的负担不是照顾华人。我常说，若要作华人的工作，何必跑到美国；华人的工作应该在台湾作，在香港作。我若跑到美国作华人工作，是违反圣经的原则。我们更不能在美国设立华人召会。
中国传道人如何能把工作作到美国人中间？美国是个基督教国家，你懂的他们也懂，你怎么得着他们？但是当我们接触美国人，把我们的东西摆出来时，都是他们没听过、没见过的。所以我们所作的，的确是主特别的见证。主将这个时代的异象，托付了我们；乃是这个吸引他们，乃是这个把工作的门打开了。所以，我们没有多余的时间顾到华人。另一面，我们若在华人这面多花工夫，立刻就影响美国人那面的工作，结果我们在美国的工作就不能成功。
在历史上，中国传道人把主的工作，成功作到美国人中间的，到目前为止，只有我们这一班人。现在从美国东岸到西岸，从南到北，主要的大城市里，都有主恢复的见证，一共是三十几处的召会。为这缘故，我实在没有心力去训练、带领远东来的弟兄姊妺。
最近，有位弟兄对我说，“过去不在美国作华人的工作，或许是应当的，但现在也许该顾到华人了。”我对这样的话并不以为然，因为我不能在美国开辟一个工作，是为着华人的。我一开辟这个，在美国人中间的工作势必一落千丈。我们靠着神的怜悯和恩典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好不容易才把这个工作作到一个地步，是完全在美国人中间作美国人。这乃是关乎战略的事。主带领我们到美国，至少到目前为止，我们的战略是对的。因着战略对了，所以才有今天的结果。我们不能为了顾到三十个华人，而牺牲三百个美国人；也不能为了顾到三百个华人，而牺牲三千个美国人。我们若是这么作，就是错误的，因为主并没有差遣我们到美国作华人的工作。
不要以为我们注意灵，就不在意立场了。任何的事都是两面的；立场和灵，也是这样。一个是外面的立场，一个是里面的内容。我们不会因为注意外面的立场，就忽略里面的内容；也不会因为注意里面的内容，就不管外面的立场。这两面我们都得注意。
为着帮助大家看见立场的重要，我要向你们作点见证。一九五七年，史百克弟兄第二次来台湾。那段时间，因着一位弟兄提出关于召会立场的问题，结果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论。在这以先，倪弟兄在一九三八年曾到英国，在史弟兄那里住了一段时间。一九三九年，倪弟兄回来之后，就清楚告诉我，今天在这地上，只有史百克弟兄以及他那里的一班人，能和我们在属灵生命的原则上起共鸣，有交通；然而，他们在召会实行方面不行。倪弟兄指出许多路，他们都不肯接受。
一九五七年，史弟兄第二次来台湾。那时，我早已经知道他不在立场上，也没有意思接受这个立场。然而，我们既邀请他来，就盼望他能尽他那一分属灵的职事，叫我们得属灵的帮助。我们没有意思和他在立场这件事上争论，没想到他自己告诉我说，“我头一次来，已经看见一些事，不过那时我定意不说，我是准备等下一次来再说。”换言之，一九五七年，他第二次来时，是准备要说了。另一面，因着一位弟兄抛出了关于立场的问题，结果就起了争论。
这争论一起，我就清楚知道史弟兄毫无意思要设立地方召会。他全心全意所盼望的，是在全地一些重要的地方，设立他职事的中心。他曾对我说，愿意把家搬到台湾。他的意思是，盼望在台北设立一个职事中心。另外，他也盼望在香港、洛杉矶、芝加哥、新加坡，各设立一个职事中心。然后，他就在全地飞来飞去，春天到纽约，夏天到台湾，再有一个月到香港，各地都有人得他职事的帮助。那些人得他的帮助后，就散到各公会帮他作地下工作。等到他下次再来时，就再召聚那些人，把他们在各公会得来的人带来。这是史弟兄的策略。
事实上，史弟兄这个策略行不通。第一，那些得他帮助的人，都分散到各公会里作地下工作，平时没有聚会，只靠史弟兄一年一次特会的供应，结果他们的工作就了了。第二，公会对史弟兄非常反感，他们拒绝那些得史弟兄帮助的人在他们那里作地下工作。各公会都对那些人表明态度，说，“你们要留在这里，就要和我们同心；你们不和我们同心，就请出去。”所以，史弟兄的策略绝对行不通。
史弟兄第二次来台湾，引起了很厉害的辩论。从那些辩论中，我们发现史弟兄无意关心地方召会。后来，我陪同他到香港一趟，过程中，他几次邀请我到他在英国的地方访问，我都没有答应。一九五八年，我们中间有一班人受了史弟兄影响，那时我还盼望他们能回转。于是，我觉得自己应当到史弟兄那里，到他尽职的所在地，看他工作情形到底如何。那知在我去以先，那些受史弟兄影响的人，开了一个会，要看我从英国回来后怎么说。若我说的是积极的，他们就不作什么；若不然，他们就要反对我。
我到了史弟兄那里，很敞开的告诉他，我到英国没有意思要作什么工，也没有意思要得什么帮助。我来是要和他一同在主面前，好好交通今天主在地上的权益，以及主的工作。于是，他把我从伦敦带到苏格兰，一个他休息的地方，住了一周。我们在那里没有什么聚会，单单专门交通这件事。我们天天谈，一天谈两次。我们的交通都很客气，因为我们都有一点年纪了。他是英国人，有他一套英国政治手腕。当然，中国人也有中国人的一套礼仪。不过，我们两人坐下来谈时，都是真刀真枪的你来我往。
一天早晨，我们坐在外面的草地上，我还没有开腔，他就说，“李弟兄，一九五七年四月，当我从台北搭飞机往香港去的时候，飞机一起飞，我里面的流就断了，直到今天，这流都还没有恢复。”他是个真诚的基督徒，清清楚楚的告诉我，他里面实在的情形。他又说，“今天早晨，我很早起来，在主面前向主呼吁，问祂为什么到今天仍不恢复这流？”他接着说，“我祷告后，觉得自己需要有点转变。”不过，他下面的话，却又叫我失望。他说，他需要换个地方，搬到别处。我就告诉他：“弟兄，我也觉得你需要一个转变，但你不需要换一个地方。”史弟兄再聪明不过，他一听就知道下文，那就是我对他老生常谈的：“你需要转到立场上来，你需要转变你的观念。”然而，无论我怎样讲，他仍是听不进去。
我们谈了一周，到了最后一次，他把我带到一栋很大的房子，楼上有一间房，相当安静，那是他读书的地方。我们就在那里交通。这次谈话是我先开口，我说，“史弟兄，你去工作时，是不是盼望人得着你职事的帮助？”他回答：“是的。”我又问：“那他们得了你的帮助之后，要到哪里去？”他不回答。于是我再问：“若是他们什么地方都不能去，他们要怎么聚会？”他还是不答。我就说，“弟兄，你和我所看见关乎基督身体的亮光、异象，能在公会里实行出来么？”这时，他说话了，“当然不能。”我立刻接着问：“那要在什么地方实行？不在公会，要在什么地方？”他又不答了。那天，不是他逼我，而是我逼他。因为我就要离开了，我非逼出东西不可。
后来，他对我说，“弟兄，请不要以为我不注重召会。我注重召会，但召会必须百分之百出乎灵；必须是圣灵作的工作，才完全是圣灵。”他这话说得很重。我说，“史弟兄，你曾到过我们中间两次，台湾从南到北你都走过，也看过我们中间五十几处召会，难道我们中间五十几处召会，处处都出乎肉体，没有一处出乎灵么？”他不能回答这个问题，因为他到台湾来，自己在大聚会里见证说，他一生尽职讲道以来，从未看过听众像在台湾这里的这么好。他回到西方后，还将照片拿给别人看，大大的宣扬台湾这里的光景有多好。
到此，我们两人都清楚了。他知道，我是毫无办法，不能转变一点；我也懂得，他是如何也不肯悔改。所以，说到末了，我对他清楚了，他对我也清楚了。我们两人不约而同，不再讨论这个问题。
一九六四年，在马尼拉有一班人和台湾的异议者，一同极力邀请史弟兄到远东来。史弟兄先在菲律宾住了四周，接着就来台北。同时，在新加坡也有一班人，和马尼拉那些人彼此合作，他们也邀请史弟兄到新加坡。这些异议者，认为史弟兄是张王牌。他们想，若是史弟兄到台湾来，他们就大得胜，召会就了了；若是史弟兄能去新加坡，也是如此。
台湾的负责弟兄被弄得毫无办法，只有向主呼吁，只有祷告。就在这时，从伦敦来了电报给史弟兄，说他那四十岁左右的独生子，很强壮的一个人，突然死去。这个电报把史弟兄叫了回去，于是台湾这里一场即将发生的风波，随即平静下来。
我实在不愿说这些悲惨的事。史弟兄自己说，当他坐飞机往香港去的时候，他里面的流就断了。按我个人从旁观察，史弟兄那么高的职事，从那时起，就开始走下坡，并且是直线走下坡。我曾告诉过弟兄们，我很替史弟兄担心，因为他反对召会的立场，乃是摸着神的行政。若是召会的立场是我们想出来的，他怎么反对都没有问题。然而，若是召会立场是主在今天这个时代的恢复，这就是一件不得了的事。史弟兄不是在道德上，或在其他行为上有错误，他乃是在神的行政上顶撞了神。这是一件严重且严肃的事。另一面，我们也看见，这十多年来，在反对者身上，以及他们的工作上，没有主的祝福；他们中间乃是分而再分。
是主怜悯我们，我们今天才能站在这立场上。然而，不要以为光有立场，我们就能作主活的见证。我们还需要有内容，而这内容就是灵。虽然我们是站在立场上，但如果我们缺了灵，久而久之就会闹意见。只不过我们看见立场，学了功课，不论怎么闹也不肯分；这是主的保守。然而我们在立场上，若一直闹意见，就会叫主没有出路。
所以具体说，第一，我们要操练活在灵中，与主同活；第二，带头的人要带领弟兄姊妹活在灵中，与主同活。若是同工、长老在一个地方召会中不一致，不在灵中，我们在主面前的见证就没有了。例如，一个长老主张操练祷告，另一个长老主张学破碎的功课，再一个长老主张学习默祷。这些主张都是好的，但一个地方召会中，若是三位长老有三种主张、三种意见，就明显没有一致的带领。我担心有些地方的情形恐怕比这更低，乃是在血气里，在天然里把持着权柄。这种情形，叫我们在主跟前失去见证。我们即使站在立场上，撒但也要讥笑我们：“你们在立场上作什么，不过是玩弄肉体。你们虽然在合一的立场上，但你们还爱世界。不仅如此，你们一面爱世界，一面爱人情，希望得众人的拥戴。”这样的事，神知道，撒但知道，恐怕你自己也知道。在这种情形下，怎能带弟兄姊妹活在灵中，与主同活？这是不可能的。
若是这种不活在灵中的情形，在我们中间不能铲除，去得干干净净，恐怕我们前头的路也不乐观。立场是对的，是宝贵的，但我们在立场上作什么见证，乃是件严肃的事。我们都得回到主面前，谦卑下来，向主说，“主啊，洁净我，叫我为这一切事悔改。”现在我们懂得，为什么保罗在希伯来六章十八节说到“逃往避难所”。我们实在需要逃，我们需要逃离我们的成见，逃离我们的感觉，逃离我们属地的成分，逃离我们的不洁，甚至逃离我们属灵的修养、属灵的成就。我们若不逃，就无法与弟兄们合一；这是多么危险。
我们生来就不一，各有各的样子、个性和脾气，我们怎么能合一？我们必须逃，逃到幔内，逃到灵里。只有在灵中，我们众人才能一。在灵中，我们不只不坚持成见，我们根本没有所谓的成见。
盼望每一位弟兄都回到主面前，彻底让主光照。我们在合一的立场上，是否在灵之外，还有别的所要？若是我们在灵之外，还带进别的东西，那就是破坏。求主怜悯我们，使我们逃离那些东西，逃到幔内，也就是逃到灵里。一到幔内，我们所过的生活，就是基督身体的生活。今后大家在各地，不要只在外面带领召会，乃要在灵里活出一个身体的见证。因着基督的身体是在灵里，弟兄们若是都在灵里，基督身体的实际就显出来了。我们乃是在灵里，跟随灵，带领召会。我们若这样作，神这活的灵，马上要印证我们所作的，并要加上祝福。我们立刻就看见主的同在。
若不然，你主张这样带召会，我主张那样带召会；你觉得你该释放这篇信息，我觉得我该释放那篇信息；你对这篇信息很有负担，我却不以为然，反而觉得那篇更好；我们若这么作，乃是自我毁灭。即使大家外面有涵养的工夫，撒但却知道我们内里不一致，也知道我们不在灵里。这样，我们定规失去主的同在，和主的祝福。求主怜悯我们，今天我们需要彻底的转，转到灵里，结果众人会如同一人。我们众人在一个灵里，将是无往不胜。这才是主今天所要的。
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八日讲于台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