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篇 召会中的牧养与监督

召会中需要牧养与监督

彼前五章二至三节说到作长老的人:“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,按着神监督他们,…不是作主辖管所委托你们的产业。”这意思是,长老们应当牧养圣徒,并要监督圣徒,但不是作主宰辖管圣徒。彼得在这里所说的牧养和监督,在召会中是非常重要的。照约翰二十一章来看,牧养包括喂养,(15~17,)因为牧人牧养羊群不仅是牧,还要喂。

召会扩展缓慢的主要原因,可能是在这两点上有欠缺。第一,我们的牧养不够,群羊缺少属灵的食物,也缺少属灵的带领。食物就是“养”,带领则是“牧”。第二,是监督的少,照管的多。我们都知道,照管和监督是相当有分别的。按字面看,照管就是你来作,你负责。监督是你不作,别人作,别人负责,而你监督。目前在召会中,我们的照管,也就是治理,太多了。长老、家负责、排负责把所有的事都拿来自己作,而没有把事情交给弟兄姊妹作。我们应该取一个监督的态度,让弟兄姊妹作,而我们监督。圣徒们若是不会作,我们来指导;他们作错了,我们帮忙改正;有不妥之处,我们再来劝导,但始终都是他们作。

有一次,我在某处召会看到聚会前后,同工、长老们忙得不可开交,圣徒们连椅子怎么排,窗户怎么开,大小事都要问他们。这种作法就是只会吩咐人作事,不会把事情交出去给人作。吩咐人作事是一回事,把事情分出去给人作又是一回事。你手上可以有十件事、百件事,但是你统统安排给人,让别人作。这种作法不是你吩咐他们作事,而是你托付他们作事,把事情托给他们,让他们去作。另一个作法,是什么事都抓在你手里,人要作一件,就来问一件。你要作一件,就吩咐一件。这个包裹要寄,人替你写封面,帮你去寄;会所要整洁了,人来替你作整洁。好像你不发命令,别人就不会作,也不能作。

这是我在某处召会看见的光景,所以,我向同工、长老们建议:“你们必须把事情交托出去。会所作整洁,交给一部分人作;管邮件,交给另一部分人作。他们作了,一切事就都给出去了。你们不要再发号施令,不要再吩咐了。”这样一来,聚会时,同工、长老们应该是轻松愉快的,因为事情统统不在他们手里,而是在众圣徒手里。

召会中的牧养

牧养需要主的话

现在,我们要来看牧养的问题。在牧养的事上,无可疑问的,第一,要养;第二,要开导。今天在召会中,“养”就是要用主的话喂养。所以,不仅要弟兄姊妹聚会时灵强,灵释放,灵新鲜,大家都很活,乃要看众人是否真实的得着供应和喂养。活是一件事,释放是一件事,但众人是否实在得着生命的供应和喂养,又是另一件事。

牧养不是传道理

在行传二十章三十二节,保罗说,“我把你们交托神和祂恩典的话,这话能建造你们,叫你们在一切圣别的人中得着基业。”这意思是,我们喂养弟兄姊妹,必须用主的话。我们有个从基督教来的观念必须改掉,就是认为信徒需要借着听道,才能得着喂养。基督教里的人常说,需要道理来教导、栽培、造就人。事实上,喂养才是比较好、比较实际的路。基督教留下一个风气,认为必须用道理教训人,培养人,因而产生了专门讲道的人,如传道人、讲道牧师等。若是一个地方没有牧师、传道人,就要花钱聘请一位。我们中间多少也受这种风气影响,虽然我们觉得雇人作传道不好,花钱请牧师也不妥,但我们中间有所谓的同工。所以,众圣徒都认为同工会讲道,同工是专门讲道的,讲道乃是同工的事。实在说,这种心态是不合宜的,因为这不是圣经的思想。若是全时间同工,成了专门讲道的,原则上是换汤不换药。

长老要在话语和教导上劳苦

圣经清楚给我们看见,长老要牧养神的群羊。提前五章十七节说,“那善于带领的长老,尤其是那在话语和教导上劳苦的,当被看为配受加倍的敬奉。”这里说,善于带领的长老,乃是在话语和教导上劳苦的。所以,喂养和牧养就是教导,必须要用主的话。在一个地方召会中,喂养和牧养是长老的事,如同在一个家庭里,是父母的事一样。所以,长老们不能再有借口说,“我们长老没有一个人有讲道的恩赐。”这种话是受了传统基督教的影响。我们中间开始时很得弟兄会的帮助,他们是首先恢复召会生活的一班人,但他们很注重恩赐。他们认为没有话语的恩赐,就不能传信息。然而,这几年来,对林前十四章三十一节,我们看得很清楚:“你们都能一个一个地申言。”所以,“我们没有恩赐讲道”这个观念,应该要连根拔除。我们都需要学习用神的话喂养人。

不能完全倚靠全时间服事者

不要在意自己有没有恩赐申言,因为圣经说,“你们都能一个一个地申言。”以姊妹们为例,绝没有一个姊妹成家了,却自己不作饭。当然,可能有很多姊妹会说,她不会作饭。一九六二年,我到美国住了十个月之后,本来是不会作饭的,也变得会作饭了;因为我即使不喂养别人,也得喂养自己。从前我只会吃别人作的饭,结果把胃吃坏了,得了十二指肠溃疡;这是我自己不会作饭的结果。然而,我吃了十个月自己作的饭,我的溃疡就好了。我的意思是,我们从前太倚靠别人。地方召会的长老带头倚靠工人,把工人抬得太高;就好像请了一位大厨师到家中,看到他作的饭菜,自己就不敢动手了。实在说,有的同工在讲道的本领上,可能比长老还差得多。这并不是要揭谁的短处,而是要大家一同蒙光照,一同来看到底我们错在那里,问题在哪里?我们有一个极大的错,就是以为谁作了全时间服事者,谁就会传道;谁不是全时间服事的,谁就不会讲道。这是错误的观念。

讲道要讲出实情,命中要害

当然,一面说,我们一个一个都能申言,这是对的。但另一面,我却不信人只要一全时间服事,就会讲道,身份就不一样了。各地的长老们都要转这个观念,不要以为一全时间就会讲道了。没有这回事。有几位长老弟兄,他们讲的道,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。比方,有的人开口讲道,好像拿枪打仗一样,开了十几枪,对方还是活蹦乱跳,没有命中要害。然而,那几位长老只要一开口,即使只是开了“半枪”,就能命中人的要害。若是这些长老弟兄肯拼,他们一定可以讲得比同工还要有果效。因为讲道,不是要讲好听的道,得人的称赞;就如打拳不是要打得好看,得人的喝采,而是要命中要害。所以,有两种讲道,一种是玩票似的,口才、用辞遣字、知识、声音都很好,但是讲了半天,没有效果。另一种是讲出真实的情形,针针见血,摸着人的心。

我们所需要的,不是玩票似的道,而是要人命的道,一开口,就针针见血,命中要害。所以,不要管好听不好听,措辞对不对,重要的是要能打中人心。美国大布道家慕迪(D. L. Moody),有一天在台上传完福音后下了台,有位教育程度很高的人来对他说,“慕迪先生,你刚刚在台上,有一句话文法讲得不对。”慕迪的学历不高,年幼时就在他舅父的鞋店作学徒;但是被主得着后,大发热心,而后出来为主作工传福音。他放胆的对那人说,“是的,你的文法对,但你上去讲讲看,有没有人得救?”慕迪很清楚他讲道不是教英文文法,而是要带人得救。所以,他不在意文法对不对,只要人得救就可以了。

长老需要操练,不要倚靠同工

虽然有的长老说话有个腔调很难改,也很难说出一篇漂亮的道;但只要他肯操练,必定能说出针针见血、命中要害的道。不像有的人讲了一篇漂亮的道,好像演了一场好戏,却一点也不摸着人,不影响人。有的同工口齿清晰,讲得动听,又有条理,但是讲到末了,没有一点果子。他在一地作了两年,那地还是原来的样子。反之,有的人虽然道讲得不怎么样,却有果效发出。我们都要讲这样有果效的道,相信我们都能这样操练。

再回头来说,那一个人不会烧饭呢?这个自己不会的观念一定要改。长老们不要再盼望同工站讲台,不要一直觉得自己所在的召会不行,必须同工讲道才能应付。除非同工真是对那里的召会有心,才能讲出“打死人”的道,而不是只讲飘渺好听的道。否则,同工们讲道也没有用,不过是撑时间。所以,长老们要学习自己作,就好像你家人要吃饭,没有厨师,也没有钱雇人,你岂不自己烧饭么?说这话不是要贬低同工,而是各地倚靠同工太过度。我们传统的两个观念一定要改:一个是聚会里要听道;另一个是只有全时间的人会讲道。长老们若肯把这两个观念改一改,必会蒙极大的拯救。

讲道必须有负担,以父母心情牧养儿女

有的长老觉得,自己没有受过什么训练,圣经读得也不多,实在无法讲道。正好附近召会有位同工,他懂得比较多,所以每周请他来帮忙讲一篇道。实在说,这个帮忙十之八九会叫圣徒挨饿,因为那位同工不一定对当地有负担。真实的讲道必须有负担;要讲道,就要有负担作工,非把圣徒里面的火点着不可。所以讲道时,一次要打中十个;讲十次,就要把全体圣徒都打中。讲道是要去点活人,叫人发热心,若是没有这个负担,就不要讲。长老们有责任喂养众多的群羊,就如作父母的不论何等不会烧饭,也要尽力买米买菜,烧给儿女吃。虽然不一定好吃,但起码能温饱。若是长老们有这样一个心,局面必定会改观。

有人可能会问,要如何预备食物呢?我们中间的书报是很丰富的,你们可以从中加以研究,找出合你们需要的。就如孩子们需要某种食物,父母到市场买菜回来后,还得研究作法,如何把这些菜作成可口的食物,给孩子吃。父母不能倚靠人,总要自己作。在这一点上,我的确有个很重的负担,盼望长老们能改观念。这样,责任就在长老们身上,同时长老们的用处也会加多。这个果效比同工们驻守在那里讲道要强得多。

长老知道圣徒需要,讲道必定有用处

已过我们中间的弱点,就是长老们觉得同工是全时间的,是专作这一行的;所以,讲道是同工的事,不是长老的事。盼望弟兄们特别是长老们,这个观念一定要转。实在说,只要长老们肯拼,你们讲的道定规比同工讲的还有用,因为你们身在其中,知道圣徒们的需要。或许你们的道讲得不一定好听,但是结果绝对有用处。

我曾在中国华北,看见很会讲道的人,但是好听的道讲了三、四年,却没有任何结果。反之,有位弟兄既不会讲道,也没有口才,结果青岛召会却是他建立的。一九三四年,当他初到青岛时,连一个弟兄都没有,他就住在楼梯底下的一个小房间。到了一九四八年,十四年后,那里一天受浸的人数,达到七百多位。虽然他不会讲道,但是他讲的都是实用的道。他在那里治理召会,带领召会,他知道圣徒们的需要。他虽然不会讲道,但他会为着圣徒的需要,去研究该讲什么。譬如,圣徒需要吃大豆,他不大会作大豆,但无论如何他把大豆弄来了,认真作好之后,即使味道不好,大家也都吃下去,结果都得了益处。所以,那地的召会建立得很扎实。

反倒是有些地方讲飘渺之道的人,都是好听而没有果子的。所以,长老们只要肯花工夫,结果绝对不同。附带的说,我们的确需要长老们拿出时间,有些地方的长老,甚至应该全时间。这是合乎提前五章十七节所说,“那善于带领的长老,尤其是那在话语和教导上劳苦的,当被看为配受加倍的敬奉。”这里说长老要受敬奉,受物质的供给,乃是指全时间服事的长老。在召会中,有的长老的确应该把时间全都拿出来,治理召会,而有的全时间弟兄,应该去带点职业。因为全时间弟兄的功用,若不是那么显明,就不要浪费时间,应当去作一点别的事,而有的长老却应该把时间完全拿出来,全心照管、治理召会。

总之,基本原则就是长老们如同家中的父母或是大哥哥、大姐姐,应当让家人吃饱,作牧养、喂养的事,而不能只靠同工。真正有用的同工,应该省出时间,出外开展工作。同工们一直留在当地,就会被捆在地方召会,这在原则上不一定上算。

召会中的监督

完全交托,背后监督

长老在召会中,对圣徒,第一,要牧养;第二,要监督。意即牧养之后,要交托人作事情,这不仅是教导,更是把事情交托给人。长老把事情交托之后,就要监督。监督的意思是长老完全不作,而是让弟兄姊妹作,让他们作主,出主张,长老不替他们作,不拿主意。譬如,长老交给一位弟兄作少年工作,他就不需要再去照管少年工作,而要让那位弟兄作,他只要在旁边作监督。若是召会中每一件事,都交给弟兄姊妹作,这样就把人统统用上了。

我们把事情交给别人作,是让他们作主,不是由我们治理。以中国已往的海关制度作比方,从前因着不平等条约,海关的关税权被英国政府取去,一定要由英国人作税务司。税务司才是真正的海关执行人员,中国政府只派一个监督去看管,而监督根本没有实权。我说这事的重点不在那个不平等条约,而是我们要培养弟兄姊妹个个都作税务司,同工、长老只作监督的。可惜,今天各处的同工、长老、家负责都像税务司,所有的事统统抓在手里,这不是召会应有的情形。越是长老越应该监督,越是责任多的越应该不作,而要学习让别人作,自己只作监督,这样就自然的把人带进服事了。

或许有人要问,若是让弟兄姊妹服事,他们出错了怎么办?关于这一点,我们的态度要开放一点,相信他们即使错,也不会错到那里。台湾各地召会都已经有一点上轨道,即使他们出错,也不会错得太离谱。然而,当他们真的有错时,就要监督他们,帮助他们。这样效果就更大,事奉的人也就更多了。

赋予主权,但非让其独立

长老们对圣徒既牧养,又监督,并且把事情交托他们作,完全让他们作主,赋予主权,但这并非他们就独立了。譬如,一个召会里有八个分家,长老们把事情分给八个分家,并不是说他们就独立了。虽然是分家分排,但众人仍是一个召会。长老们乃是作监督,不是“作主辖管所委托你们的产业”。(彼前五3。)长老们要牧养圣徒,把事情交托圣徒,监督他们,把主权交给他们,让他们发展。

以台北召会为例,有的会所真是人才济济,一个会所的人才,比乡镇十几个地方召会的人才加起来还多,可惜开拓不多。原因就在于既没有牧养,也没有监督。要知道,吩咐事情并不是监督,如果只是吩咐,事情还是没有交出去。什么叫作交出去?乃是彻根彻底的把事情交给人。譬如,责成一个弟兄去买录音机,连钱都要他去拼出来。他要买好的,买差的,买大的,买小的,钱从那里来等,这些事都必须他自己到主面前,和配搭的人一同祷告拼出来。

另一面,长老们不要把录音室的钥匙放在自己口袋里,倒要把钥匙交给服事的人,门怎么开,怎么关,怎么管理,都是他的事。长老只要责成他,交给他,然后在后面作监督,就可以了。若是他把录音机随意放在长老室,就提醒他要放好。他若没有放在心上而弄丢了,你也感谢主,回去为他祷告;因为录音机丢了,他就学了功课。不要以为这是在说笑话,只要长老们的方针、制度改一改,人就起来了。

有的长老们和我辩说,“李弟兄,弟兄们都很忠心的在服事。”我说,“我知道弟兄们忠心,也都好心好意。但是这个忠心和好心好意,把所有的事都抓在自己手里,就把弟兄姊妹们的功用给杀死了。”总不能同工、长老在一个地方作了两年,结果是同工被捆在那里,长老也被捆在那里,而别人都不能用上来。我们要改观念,要尽量把所有的人都用上去,把事情交给他们作,不要怕他们错。我在洛杉矶时曾把特会交给少年人作,他们怕自己犯错,我就告诉他们:“盼望你们多错一点,这样就会被成全出来。”我们作工,最宝贵的就是能作出人。

关于同工工作的交通

同工在各地作工,应该带出有用的人

所以,我们的制度应该有所改变。只要观念一改,制度就容易改。召会牧养、喂养的工作,的确需要各地长老们花力气,费工夫,拼上去,就像喂养自己的孩子一样,非弄出吃的东西不可。我们要把同工从地方上调出来,不用担心全时间同工一离开,各处召会就不行了。这些年来,台湾各地召会的确太倚靠工人,并且这种倚靠的心理太深。同工到各地方召会作工二、三年,实在应该可以走了,因为这个地方应当带出人来。然而,现今带人的风气没有,都是代替。同工越作,自己身上的工作越多,别人却一点也尽不上功用。譬如,一位同工初到一个地方召会,身上责任并不多,作了二、三年,该召会的责任却全都在他身上。统统是他作,别人都不需要作,只要听他吩咐。这样吩咐的结果,一个责任也没有交出去,一个负责的人也没有作起来。最后,这个同工真是走不开了,因为他一走,召会就没有人支撑。好像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作顶梁,他这个顶梁一挪开,房子就要倒塌了。按原则,同工在一个地方作,如果他是顶梁,慢慢的应该把另一根柱子加上去,之后再加一根柱子,等加好十五根柱子,他就可以走了。这才是作工的原则。

我在一九五三年的训练里,曾一再的说,同工到一个地方,要带领圣徒,但绝对不要代替他们。然而直到今天,我到中南部访问,看到代替的成分还是相当多,带领的成分却相对的少。同工们都是代替众圣徒作,把事情抓在手里,一直吩咐别人。若是这样,一旦同工走开了,就没有人会作了。这是错误的作工,正确的作工应该是越作越带出人。

一九四六年我蒙主带领到南京,头一次弟兄们要我起来交通时,我的第一篇道就是说,“我来了,弟兄们都觉得很快乐,以为我到这里,是来帮助弟兄们。不过,我愿提醒弟兄们,我来了之后,你们的责任一点也不会减轻。我是带了满身重担来的,我只要作一天,身上的重担就会转一点到你们身上。我作了一年之后,身上都没有重担了,重担都是你们的了。所以,我不是来帮你们的忙,而是来给你们找苦差事。”结果,我在那里作不到两年,南京的责任完全在弟兄们身上,全数都是由他们作。

同工不该代替别人作,乃要带领别人作

然而,今天我们的同工出去到一地一地作工,却不是这样,好像一作就走不开了,就把地方召会的责任全拿起来,完全摆在自己肩头上了。有些地方,同工们不仅代替弟兄姊妹作,也代替长老作。长老们好像是签字的长老,实际的一切,都是同工作。难怪召会的人数不能增加,工作不能开展,主要原因就是只有少数同工们在作,而各地该用上的人都没有用上。所以,我们在主面前,第一要改观念,第二要改制。不要再代替别人作,最多只能带领他们作。等到他们会作以后,就完全让他们作,我们在背后,在旁边监督就是了。这样,相信人才会产生出来,人人将材就用,每位弟兄姊妹都会有用处。之后,要就每个人的情形,把他摆在有用的地方。

有的同工在一个地方作了三、五年,到末了还没有一个长老产生。问原因,说是没有一个够资格作长老的人。这个问题,大部分是出在同工们的观念和作法上。所以,我们的观念要转,制度也要跟着改。改制的意思,并不是不要同工们作了,而是同工们要作得更多,有用的人要带进来更多,工作果效也要更多。

改观念改制度,并以大城市为工作重心

有人建议,要不要把同工从地方中拔出来?同工要不要从地方中拔出来,不是重点;重点乃是要转观念。若是观念不转,作的制度不改,即使把同工拔出来,也不会有多少好结果。因为同工们无论在哪里,都会照着老观念、老作法,不会带领别人作,只会代替别人作。这样,即使把同工从地方上拔出来,也没有多少用处。因为他到别处去,也是去代替别人作,至终仍是带不出人。

然而,若是我们观念转了,作法改了,即使同工不拔出来也不要紧。譬如,一位同工弟兄在三会所,改了观念也改了作法,完全是带领别人一起作。结果,一年内人数翻了一倍。如此,这位同工自然不需要从三会所拔出来,送到乡镇去开展。因为他在乡镇即使能作一点,作了一年,最多可能只得五十个人,而且得的大多是些初中毕业生。当然人的灵魂在神面前没有轻重,但是功用上还是有点分别。所以事实上,乡镇的工作不过使地方召会数字增加,人数却不一定增加。我们若是够智慧,就应该作大城市和学校。同工们留在三会所可能作出一千人,召会数字虽然没有增加,人数却可能大增,而且作出的品质比乡镇高。以台北为例,台北是个大城市,人口众多,若能作到十万人,学生有两万人,就相当可观。这比到深山得着零星的少数人有果效多了。

学习带领人,也受带领

台北这个大都市,人才济济,大学林立,实在需要好好的作。所以,同工们不一定要拔出去,原则上是需要改作法,改观念。一个同工若是留在当地召会,但是作法不同了,不是代替别人作,而是带领大家作,到一个地步,甚至能让别人带领他作,这是何等的好。代替别人作很容易,带领人作并不容易,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脾气,人要他烧饭,他就请人出去,要自己作主。他需要人洗菜、切菜时,才叫人进来。有时,即使人帮忙洗菜、切菜,他都不一定满意。我们都是这个脾气,一作就要包办的作,统统是自己作。这是天然的作法。

然而,若是我来烧饭,还能带着四个小徒弟,这就真是有本事。到末了,徒弟变师傅,师傅作徒弟,师傅跟着徒弟学,所谓“青出于蓝,胜于蓝”,那就更有本事。我们在美国的工作就是这样,许多地方开头是我带着人作,我作师傅,人作徒弟;现在人慢慢都作师傅,我就作徒弟。当我看他们作的时候,我又看出门径,我就再作他们的师傅,让他们再学一学。这样,就把人才都用上了。

一九五八年,我到美国,住了比较长一段时间。原先是盼望有同工弟兄到美国作工,但是末了,我觉得同工们还是不要来的好。因为同工们一来,就是作自己的一套,而不能用别人,结果工作一点都作不开。不仅同工们在美国的功用施展不开,即使是台湾学生到美国来,起的作用也很少。为什么呢?因为台湾同工无论到那里,都是代替别人作,而不能带别人作。作同工的,要学习带领别人作,发现人有一个长处时,就要让他作,甚至受他的带领。以后,发现他有不合式之处时,再带领他,总要让他作,这样才能把人用上。我们工作发展得慢,就在于这两个主要原因,牧养人不够,并且交托、带领人的工作也不够,一直都是少数人在作。

再者,同工们到一个地方,不仅都是自己作,并且要人听他的话。譬如,一位同工到某地服事,就盼望某地长老都听他的话。若是长老们不听,他就回报说他无法作工,因为长老们不同心,不要他作,所以他不能作了。这种态度是错误的。同工们到一个地方,不仅要带领人,有时也要受人带领,这样才能把人都用上。仅仅把同工们从地方上拔出来,而观念不改,制度不变,也不能改善情况。重要的是观念要改,制度要改。同工可以在一地一直作,但事情不要抓在自己手里,不要代替圣徒作,乃要带领圣徒作。作到末了,每一件事都在圣徒手里,所有的人才都被作起来,这才是正路。

有人曾对我说,“李弟兄,感谢主,主在洛杉矶替你预备那么多有用的人。”实际上并非如此。以洛杉矶召会与台北这里相比,可说相去甚远。这里都是“研究生”,那里都是“初中生”。问题在于这里没有把人才统统用上。我不是说笑话,也不是说讽刺的话,你们这里可用的人才太多,却统统没有用上去,因为事情一直抓在你们少数人手里。你们要把事情交出去,开导圣徒,并且监督他们,让他们去作,人就统统出来,统统事奉了。

在洛杉矶召会没有所谓的受浸谈话,大都是圣徒们带来就受浸,而受浸后存留率几乎是百分之八十以上。然而,这里有二千人受浸,留在召会中的却不一定有一百人。所以,我们实在应当好好考量我们的观念和作法。当然,光从作法上改是不行的,仅仅把同工从地方召会拔出,召会仍然是弱的,并且同工反而没有地方可以作工。因此,还得在像台北这样的大地方,由同工协同长老,协同家负责开展工作。台北这里条件优厚,同工们若都拼上,和长老们同心合意,开展必定很快,一年半载应该能作出两三千人。然而,同工若是到一个小镇,即使作了十年,也未必能得两千人。

集中力量作学生工作

此外,我们应该把力量放在学校。台湾的大学位于三大中心:台北、台中、台南。所以,这三个中心一定要作学校;若是不作学校,就是没有眼光。我们要集中全力作这三个中心的学校,因为这个工作是事半功倍的,能得许多青年人。这三地的召会有各样的条件,只要圣徒一出动就会有结果。这比你到一个只有五、六万人的小镇开工,来得轻而易举。因为在小镇作半年,也不一定能得二、三十个人。

同工应往外开展

我们工作的方针应该是这样,在台岛这里作大都市,作中心,作学校。功用比较显明一点的同工,每年都该出国,因为国外的需要很大。换句话说,每一个功用显明的同工,最多一年九个月在国内,最少三个月或四个月出去,到日本、南韩、香港、菲律宾、新加坡或者印尼都可以。

现在最急需帮助的一个区域是印尼,即使有三个同工长年住在那里,也不够应付那里的需要。我们没有那么多人,只好一个人去三个月,另一个再去三个月。香港、日本、南韩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也有急需,不过门开得还不够多。菲律宾不是不需要,但是菲律宾已有一个基础,他们自己能作出相当的事。然而印尼不同,若是同工不去帮忙,他们就没有办法往前。他们自己没有力量,并且道路的基础还没有打稳。这三、五年,因着同工们的帮助,那里是有些往前了。若是仍停在三十年前所受的带领,一定构不上时代的流。那里有将近一亿人,是全世界人口第五大的国家,实在需要有人去帮助。只要有人到那里一作,果效是很可期的,因为当地的门是敞开的。在我们周围的国家,门几乎都是开的。所以,盼望功用有点显明的同工,每年都出去三、四个月,其他八、九个月留在当地召会或会所。这样,同工们的用处就多了。譬如,若有十位以上的同工可以这样出去,一个人三个月,十个人就有三十个月。这三十个月能帮助外地许多的工作。这样作,工作的益处更大。

总的来说,我们要把握三个工作重点,第一在台湾作大据点,第二作学校,第三往外国去帮助。外国的门已经开了,只要同工们去作就是了。当然不是说每个同工都出去,也需要有人留在这里应付需要。出去的人,一定要有一点用处才可以。换句话说,总得能作出一点工作。所以,我们不能随便派人去,随便派人等于没有去,反而砸了招牌。相信最少十位到十五位是可以去的,每一年都出去。平常同工们都在各会所、各地方召会,带领人作,到了有需要时,出去也就没有关系了。

发展台湾的大据点,推动学校工作,并且让有用的同工每年都出去,不能到远处的,就在东南亚一带,以及日本、韩国,这样的益处是非常多的。等到学生们得救后,他们回到家乡,福音就会慢慢普及到他们所在的乡村。这样,就不需要同工从大地方召会拔出来,到小镇开辟工作。同工们还是在大地方召会作大据点,推动学校工作,再往外国去,这样作是比较有利的。盼望同工、长老们,都把这件事带到主面前看清楚。不要以为同工非留本会所不可,让他们一年出去三、四个月,应当是没有问题的。

作到人人都能尽其用

召会最大的需要,就是人都能尽其用;然而,这是召会中最难作到的一步。长老们都要认识,任何人都能有用,千万不要以为某会所有人才,惟独自己这里没有人才。每个会所都有人才,这完全在于我们的作法。所以第一,同工们要把人用上去,成全圣徒,带领他们作。关于这一点,同工们一定要彻底的改观念,下苦工,因为带徒弟不是容易的。年轻人来了,意见就来,但千万不要一下就把他们打掉,因为没有一个人是没有意见的。我们一面打他们的意见,一面还得保留他们,带他们往前,这才有用。

在年轻人身上,很难当下就看见他日后的光景如何?以倪柝声弟兄的经历为例,他和他母亲都是借一位女传道余慈度姊妹得救的。在他十七岁得救的那天晚上,他也同时蒙召,愿意放下学业,学习事奉主。他母亲因着得救后开始爱主,就同意他奉献自己给主,并送他到余慈度姊妹在上海所办的圣经学校就读,受训练如何事奉主。有一天,余慈度姊妹要倪弟兄送信到邮局。当时因路况不佳,倪弟兄花了较长时间才回来。余慈度姊妹认为他年轻贪玩,就叫他退学。其实,倪弟兄并没有趁机出去玩,也没有偷闲,结果却被送回家去了。他回到福州,继续到三一书院就读。

后来,倪弟兄遇见和受恩姊妹,在她手下受教;和受恩是一位非常严格的姊妹。当时,到和受恩姊妹那里受教的,有六十多位青年弟兄姊妹,结果一个个都被和教士骂得离去,最后只剩下倪弟兄一个人。倪弟兄常常把自己送去挨骂;但有时也会同和教士辩驳。那时,他和一位王弟兄互不相让,和受恩姊妹知道了,就常对付他。和受恩姊妹什么事都叫那位弟兄作,倪弟兄就去质问和受恩姊妹,和受恩就说,“他比你年长几岁。”之后,有一次要为几个人受浸,有一位弟兄年纪更长,结果和受恩姊妹还是让王弟兄作。倪弟兄又去问她,她就说,“我就是要他作。”和受恩姊妹认识倪弟兄是个材料,所以一直的对付他,也一直的托着他。以后,倪弟兄见证说,他是真正得到和受恩姊妹的成全。他一直挨骂,但是他没有灰心,因为和受恩姊妹一面骂他,一面仍然托着他。所以末了,只有倪弟兄一个人在和受恩姊妹手下成材了。

我们都要学这个功课,不要冤枉了少年人,还丢下他不管。年轻人的意见当然是要受对付,但是你对付他的时候,还要托着他,系着他,不让他走;就算叫他难过,也绝对不要放弃他。总要一点一点的带着他,因为若是现在不带,将来我们会后继无人。

此外,我们要谈一点有关同工从地方召会拔出来的问题。这在每一个地方,都要实际的研究。譬如,一会所有三、四个负责弟兄,若是长老们把事情交给你们几位去作,你们要怎么作?你们若把事情都抓在自己手里,就大错特错。这等于又多了一层治理。长老以下有会所负责人治理,下面又有家负责、排负责,这样就有四层。事实上,这不是治理。长老们应该考量,如何把所有的圣徒都用上。在治理上,层次不要那么多,最好是照圣经所说的,只要有长老、执事就可以了。作的时候要把人带进来,人不会作,就带领他们作;他们作错了,就给他们一点改正。不要他们作错了,就不要他们作了。他们越作错,越要给他们作,总要一直带着他们作。

这一种工作与服事,是我们最缺乏的。不论是长老治理也罢,是会所负责治理也罢,无论怎么治理,原则就是要把人统统用上,就是要让他们作。开头的时候,可能会吃力一点,要教他们,带他们,改正他们,并要忍耐他们,担负他们的弱点与失误。等过了一段时间,他们就能作出来了。我们这些人好像是种果园的,不是我们自己结果子,乃是栽种果树结果子。我们不过是作灌溉、修理、消毒的工作。令人担心的是,如果全数是一个人在作灌溉、消毒、结果子的工作,那就不好了。我们要把人个个都作活了,都能摆进来,训练他们作,使他们有用。这个工作是同工和长老们应当努力学习的。

这些基本原则,在“长老治会”一书中都说过,甚至在“工作的再思”中也一再提及。长老们不要亲自去作,乃要让别人作,监督别人作,这样才能把众弟兄姊妹都带进来。不但如此,还要教他们作,带领他们作,甚至改正他们,叫他们都会作,使他们个个都有责任。这样的工作是急需的,并且是有效能的。我们的工作要开展,就必须这样来作。

这并不是要同工们都从召会中拔出来,到别处开工,而是我们的观念和制度要改。若是这个观念、制度不改,还是老制度、老作法,即使同工们到别处去,即使地方召会的数字增加了,总人数也不一定会增加。现在我们观念改了,制度改了,就在人口集中的大城市,重点的作工,像打鱼一样,鱼多的地方加倍的作。如此,同工和长老协同来作,果效就多了。同时再作学校,果效就更加倍。我们不要从大地方换到小地方作工,乃要专门打重点,挑重心作。相信这样的工作,能扩展得很快。就如台北这个大地方召会,常聚会的人数目前约三千以上。若是这三千以上的人都能动用,统统摆进来,五年以后,这三千人可以带进十倍的人,起码能作到五、六万人。那时,这个大都市的地方召会必定很强。其中若有一万多名学生,那个见证和影响就更大、更明亮了。

若是把同工们拔出来,调到乡镇去,这些同工们的功用就减弱了。同时,召会留在长老手里,若是长老的作法还是一样的老旧,大部分都是代替人作,而不是带领人作,那么召会就弱了,因为缺少同工那一分的帮助。所以,重点是同工、长老的观念要转,制度要改,不要代替人作,乃要带领大家作,训练大家作,使每一个人都派上用场,那就有前途了。否则,我们即使在这里有点热心,里头烧起来了,也不过是我们这少数几个人。我们乃必须学习把工作,作到群众中间,把每一个聚会的人都作到有用,让他们有机会学习事奉,学习受改正,受训练,受带领。慢慢的,这个工作就会是大多数人一起发展的。

一九七一年一月一日讲于台北(全台同工长老聚会)